[现代性诗中] 张枣:在新诗中寻觅现代性的言说方式

原题目:张枣:在新诗中寻觅现代性的言说方法 | 书评

严厉来说,张枣的留德博士论文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有颇多可商议之处,譬如各章节采用的研讨方法不一,对“现代性”缺少提纲挈领式的表述等。

但瑕不掩瑜,张枣贯串全书的文本细读无疑是一把钥匙,使通往文本内部之门向缺少解读手腕的读者敞开。从鲁迅到闻一多,从冯至到北岛,张枣从当代诗人的写作经验动身,为我们构筑了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脉络 。

撰文丨张涵

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

作者:张枣

译者:亚思明

版本: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年8月

01

何为现代性:无从歌唱,亦无可反水

何为“现代性”?在谈论这本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时,有必要先对这个指涉复杂的词语稍作论述。

工业革命与全球化塑造了我们现代生涯的基础样貌,启蒙活动则定义了现代价值,从这层意义上看,作为一种客观描写的“现代性”以及作为某种价值取向的“现代性”都是社会活动的成果。而在文学意义,尤其是诗歌意义上,“现代性”是成果的再成果。诗人们蒙受了现代生涯(相对于过去时期)的凌乱与无力感,亦对过往的精力传统有所反思,从而发展出了现代性的言说方法。

胡戈·弗里德里希在《现代诗歌的构造: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》一书中所言可资借鉴:“诗人们历来就清楚,忧愁只有在歌吟中才会冰释。这便是通过将苦楚转化为高度情势化的语言而使苦楚净化的识见。但是直到19世纪,当有目标的受苦转化为了无目标的受苦,转化为了荒芜,最终转化为了虚无时,情势才如此突出地成为了拯救……正如诗歌要与心灵相分别,情势也与内容相分别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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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,[德]胡戈·弗里德里希著, 李双志译,译林出版社,2010年10月。

从“无目标”到“荒芜”乃至“虚无”的递进切中了现代性的核心。在新的现实中,诗人无从歌唱,也无可反水,意义开端被猜忌并逐渐消解。然而也正在这时,情势的主要性却愈发凸显,甚至脱离整体的主标题的拥有其独立性。亦即是说,一个句子、一种构造可能和全部篇章拥有同等分量。

于是,写作这一历时久远的行动开端被重新认识,它未被器重的功效恰在此时得以凸显。如果言说无力改正现实,那么,也许它依附自身的审美功效,能对现实作出抗衡甚至超出。这本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,即是为张枣所辨识出的,汉语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循此摸索的一条伏线。

02

《野草》:“追寻”自鲁迅始

以往新诗论著多取胡适《白话诗八首》或《尝试集》为起点,强调其作为白话诗源头的文体意义,张枣则不然。在对1949年以前的诗人略作划分后,他选择了鲁迅的《野草》作为阐释的开始。

《野草》,鲁迅著,国民文学出版社,2006年12月。

从这一选择中,我们更能懂得作为一种诗学主意的“现代性”和时序上的“现代”之间的差别。白话文写作固然标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,但其背景(或者说,它所寄身的那种实践)却与广泛意义上的现代性不同。汉语诗人何时真正面临现代性语境有待商议,但大抵是近四十年的事,而1949年以前的汉语诗人,其现代性或者更多依附于个体天赋而非整体语境。

在此意义上,张枣对鲁迅的推许是一次诗学意义上的重估,书中对《野草》大篇幅的文本细读,侧重强调鲁迅的“元诗”意义,即:将现实中的失语危机再现于言说进程,借象征伎俩以生发诗意,从而完成精力意义上的自我修复。这意味着,写者并非先在现实中战胜危机而后才干停止失语,恰恰相反,言说本身便能抗衡甚至超出现实。而且,借非个人化的写者自觉,抗衡与超出亦非自我耽溺。

譬如《秋夜》一篇,“我”仅作为一个沉默的察看者存在,而在视域中,“冷眼”“似乎自认为大有深意的天空”构成一种压抑力气,落尽叶子的枣树却有最直最长的几枝直刺天空——这是一组对立,但对立之外却仍有冷夜中瑟缩,却依然梦见春天的小花以及扑向灯罩的苍翠的可爱、可怜的小飞虫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《秋夜》中,叙述天空和枣树的,均为沉着平抑的语气,但谈到小花和飞虫时,却应用了极为细密怜惜的声调。这无疑是宣称,其文心在此而不在彼。同样的,作为一种写作姿势的再现,诗意生发的动作亦在此而不在彼。

《野草》中的二十余篇,大多类于此种情境。当然,言说者未必每次都能寻到慰藉,有时也徘徊茫然。但断定的是,他并非置身抗衡,而是潜心寻觅,和《野草》以外的文本不同,亦和鲁迅为人们所熟知的那个峻刻形象不同。盖因这并非对立的时刻,而是尽力战胜失语,自我修复的时刻。

不过,张枣对鲁迅的察看固然带来了重新认识《野草》的可能。然而,鲁迅毕竟抱有多大水平的现代性自觉依然值得商议,这并非对文本自身的不满,而是对生成《野草》的处境存有排挤心。换言之,鲁迅先知先觉地识别出了可能的现代性语境,却对此心存抵触。故而他在《野草·题辞》中说道:

我自爱我的野草,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潢的地面。

……

我以这一丛野草,在明与暗,生与逝世,过去与未来之际,献于友与仇,人与兽,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。为我自己,为友与仇,人与兽,爱者与不爱者,我盼望这野草的朽腐,火速到来。要不然,我先就未曾生存,这实在比逝世亡与朽腐更其不幸。

我自爱我的野草,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潢的地面。

……

我以这一丛野草,在明与暗,生与逝世,过去与未来之际,献于友与仇,人与兽,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。为我自己,为友与仇,人与兽,爱者与不爱者,我盼望这野草的朽腐,火速到来。要不然,我先就未曾生存,这实在比逝世亡与朽腐更其不幸。

03

诗人的冒险:在两难中寻觅

除了对鲁迅的重估外,这本书揭示的另一个主要主题,是追寻者身上的两难困境。

现代主义生成于浪漫主义之后,它对浪漫主义的警戒,在“去个人化”这一点上体现的十分明白,不谋求诗人个体强烈感情的浮现,亦避免一种单调的强音(譬如雪莱在《西风颂》中那种强烈的吁请语气)。诗人作为抒情主体,往往自我简化,或者戴了面具,扮成他者(如马拉美笔下的牧神)。其意识亦通过象征的伎俩投射到外物上。

如此一来,当抒情主体与客体都被客观化之后,写作也由一种高度内在的行动转化为一门客观化的技艺。诗意不再由诗人主体性的声音生发,而是在语言自身的机密中被寻觅。由此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发展出了“纯诗”概念,请求诗歌摒弃日常经验与教化,任语言魔术施展作用。

从张枣的书中,我们能看到,在鲁迅之后,闻一多、卞之琳等1949年以前的代表性诗人,察觉到了纯诗的写作自觉,并创作出了有启示性的现代性作品。但社会现实却牵动着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,将他们置于纯诗与现实的两难中。

在闻一多的《静夜》中,这种两难最为显明:

这灯光,这灯光漂白了的四壁

这贤良的桌椅,朋友似的密切

这古书的纸香一阵阵的袭来

……

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,一本诗,

静夜里钟摆摇来的一片闲适,

就听不见了你们四邻的呻吟,

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,

战壕里的痉挛,疯人咬着病榻,

和各种惨剧在生涯的磨子下。

这灯光,这灯光漂白了的四壁

这贤良的桌椅,朋友似的密切

这古书的纸香一阵阵的袭来

……

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,一本诗,

静夜里钟摆摇来的一片闲适,

就听不见了你们四邻的呻吟,

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,

战壕里的痉挛,疯人咬着病榻,

和各种惨剧在生涯的磨子下。

这一时段的诗人,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革命实践,客观上造成了现代性摸索的断裂。现代性再度被拾起,是在先锋诗人群体中,当诗人们体悟到诗作为一种抗衡性语调的可疑后,他们重新端详自己的写者姿势,并回归到对语言的自律中。

这并不等于说,诗人们就能从两难中抽身。只不过,从一种可识别的特别困境,转向了更具广泛意义的现代性困境。

在他早于本书的《朝向语言景致的危险旅行》一文中,张枣曾断言,当代先锋诗歌所面临的危机是先锋诗歌在追寻元诗构造的进程中,对“词即是物”这一信心的实践,最终背离汉语诗歌“词不是物,诗歌必需转变自己和生涯”的美学信心,从而呼吁在先锋诗歌的发展中包含这一两难处境而持续向前。他本人也曾以“任何方法的进入和接近传统,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、正直和大度。只有这样,我们的语言才干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、纠葛、表情和饮食起居”声明自身的写者姿势以及对汉语传统的保护。

但在本书中,张枣却只引用了《朝向》第二节对先锋诗歌的文本细读,并从荷尔德林的“敞开范畴”中另辟新论,请求写者向“敞开而无可能”的远方冒险。实际上,这仍然请求诗容纳生涯,并为荷尔德林所言“诗意的栖居”敞开一全部大地。只不过,现代生涯急剧变更带来的生疏感,使得“大地”生成之前,诗人们首先要向那光怪陆离的远方,展开恒久的冒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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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载于11月21日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B08版。撰文:张涵;编纂:王青;校订:翟永军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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